1928年4月，安徽大学在省城安庆成立。经历10年坎坷发展后，抗日战争期间，学校为避战火，于1938年5月，被迫西迁，在迁徙途中解体。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1月，国立安徽大学在安庆省立安徽大学原址成立，之后存在了3年。1949年底，学校并入芜湖的安徽学院。在抗战前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和抗战后建立的国立安徽大学任职的众多校长中，惟有杨亮功先后两度出任校长，他对这两个安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一
杨亮功，1895年生，安徽巢县(今巢湖市)拓皋镇人，早年在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11年进入合肥私立庐州中学。1915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就读，两年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深受国学大师刘师培和黄侃影响，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20年7月毕业。同年夏，他出任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中文教员，半年后受安徽省教育厅聘请，出任安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2年6月，杨亮功赴美留学，初在加利福尼业大学伯克利分校，后转入斯坦福大学学习教育行政管理专业，以《中学课程的改造》为硕士学位论文，并获通过，1924年6月获教育学硕士学位。8月，他进入哥伦比业大学师范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后转入纽约大学教育学院。1926年在完成博士学位课程后，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1927年12月，他的博士论文《美国州立大学的董事会组织功能及职责》获得通过，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已在美国逗留6年多时间的杨亮功思乡心切，不等颁发博士学位证书即回国。
1928年春，杨亮功被河南第五中山大学聘为文科主任。不久，他获悉家乡也建立了现代教育的最高学府——大学，十分高兴，并密切关注安徽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当年夏，他接到上海公学校长胡适的信函，邀请他出任上海公学的副校长，他接受了胡适的邀请，加盟上海公学。
正当杨亮功来到上海的时候，刚刚建立的安徽大学出现重大变故。在安徽大学建立初期，著名学者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文科主任，主持安徽大学校务。1928年10月，安庆女子中学在校园举行文艺演出时，观看演出的一些安徽大学学生与女中师生发生冲突。事后，正在安庆巡察的蒋介石将事件责任归咎于安徽大学学生，指责刘文典治校不严。刘文典据理力争，蒋介石大怒，不仅下令解除刘文典的职务，还将他关进监狱。随后，安徽省教育厅直接接管安徽大学，将学校更名为“安徽省立大学”，教育厅长程天放亲自出马，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程天放，江西新建人，为蒋介石心腹，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宣传部长，北伐时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员，1929年初，出任省教育厅厅长，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时年仅29岁。程任校长后，在安徽大学广置亲信，肆意迫害进步师生，在师生中引起广泛不满。1929年春，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决定在安徽大学发动进步学生进行“驱程护校”运动。程天放获悉后，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刘树德、陈一煌、欧阳良劭、刘彭复等8名学生。刘树德为中共地下党员，被判为无期徒刑，后死在狱中，其余学生分别被判半年至4年半有期徒刑。程天放残酷迫害学生的行径在安徽大学师生中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对和谴责，迫于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6月，程天放辞去安徽大学校长职务。随后，安徽省政府决定聘请王星拱为安徽大学校长。
王星拱，安徽怀宁人，1887年出生，早年赴英国留学，获伦敦理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之后被武汉大学聘请，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主任，为国内著名皖籍学者，在安徽知识界享有盛名。王星拱知道杨亮功曾在美专攻教育学，他接受安徽省政府的聘请后，就提出请求安徽当局同时聘请杨亮功，协助他主持安徽大学校务。安徽省政府同意了王星拱的请求。
接到王星拱邀请自己赴皖任教的信函后，杨亮功一时迟疑不决，他也想对家乡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有所贡献，但是因自己来上海是受胡适所聘，如就这样离去，对不起胡适。正在犹豫时，胡适知道了，他告诉杨亮功，自己并不适应上海公学的环境，已决意辞职离沪。这样，杨亮功遂决定接受王星拱的邀请，赴安徽大学任教。
二
1929年9月，杨亮功来到安徽大学后，被聘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安徽大学秘书长，协助校长料理校务。
王星拱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并未辞去在武汉大学的职务和工作。因此，在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主要精力仍放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的教学与学术事务和日常校务管理，实际上要由杨亮功负责处理。1930年1月，王星拱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随后，他向安徽省政府递交辞呈，声称自己现在主持武汉大学校务，无暇再顾及安徽大学事务，因此请求辞去安徽大学校长一职。在王星拱递交辞呈后，安徽省政府决定，暂由杨亮功出任安徽大学代理校长，负责学校日常工作。6月，安徽省政府在一再挽留无效后，同意王星拱辞职请求，并根据王星拱的建议，正式任命杨亮功为安徽大学校长，全面主持校务。此时，杨亮功年仅36岁。
在杨亮功主持安徽大学校务和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在国内大学中的地位，他以在美国学习的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和方法为依据，大胆进行变革，全面加强学校教学和日常管理，取得一定进展。
安徽大学建校之初，分为预科和本科两部。大学设立预科，是民国时期国内许多大学的普遍做法，实际是为那些有志报考大学但不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设立的文化补习班，学制一般为一年。到杨亮功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该校预科已经开办了两年。杨亮功认为，开办预科班影响到安徽大学的形象，使本已十分紧张的师资力量更显不足，他毅然决定停办预科，将预科未结业的学生转入相关本科院系学习，集中办好安徽大学的本科教育。
杨亮功初来安徽大学时，学校仅有文学院和法学院，他协助王星拱创办了理学院。在他主持校政后，亲自制定安徽大学未来发展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安徽大学还将逐步筹建农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形成六大学院为基础的学科门类齐全的现代大学，希望以此使安徽大学步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为推动安徽教育界与全国各地教育界的联系，他与北平和上海的教育专家，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学会”，并成为该学会的负责人之一。
杨亮功深知，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取决于学校的师资水平高低。为此，他多次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诚恳聘请国内优秀学者来安徽大学任教，充实安徽大学师资力量，并聘任他们为各院系负责人。在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聘请著名国学大师王陆一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著名法学家刘英士为法学院院长，著名化学家、皖籍学者丁绪贤为理学院院长，同时聘请著名哲学家常导之为哲学系主任、著名学者朱湘为外国语文学系主任、陈顾远为法律学系主任、崔宗埙为政治学系主任、童冠贤为经济学系主任、金肖宗为物理学系主任、郭坚白为数学系主任、陈景琪为化学系主任、薛德焴为生物学系主任。这些教授大多是留欧或留美的博士，他们在来安徽之前，曾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知名大学教授，在国内教育界和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加入，极大地提高了安徽大学在国内高等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
在杨亮功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期间，安徽大学的办学规模也有明显扩大，在校本科生从131人增加到379人。他还四处奔波，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买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改善办学条件。
尽管安徽大学的各项事业都在正常发展，但是学校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安徽省经济本来薄弱，灾荒连年，加上国民党政府为“围剿”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将主要的财政收入用于扩充军队，这就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安徽大学经费短缺问题更为严重。杨亮功不断向当局请求按时拨款，但无济于事。杨亮功心灰意冷，渐萌退意。
杨亮功并不知道，此时安徽大学还面临另一个危机。由于学校刚刚建立，教职员工来自四面八方，学校内部派系矛盾十分突出。1931年2月，总务长薛良叔在校内被一些学生殴打，消息传出，国内教育界哗然。一些教师乘机指责杨亮功治校不严、管理无方。杨亮功一怒之下，向安徽省政府递交辞呈，不等批准，就请病假离开学校。省政府一面竭力挽留，一面物色新的校长人选。
3月底，安徽省政府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在杨亮功休病假期间，暂由理学院院长丁绪贤代理校长，负责校务。丁绪贤深知校长工作之艰巨，故坚决推辞不肯就任。4月初，由校务会议主持学校工作。直到6月，省政府见杨亮功去意已决，无法挽留，才接受他的辞呈，任命文学院院长何鲁代理安徽大学校长。
三
离开安徽大学后，杨亮功先是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请，任北大教育系教授，主讲“教育管理学”。次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1933年3月，他以国内学术界知名学者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遴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任职，直到1948年7月。
在杨亮功离开省立安徽大学后，又有何鲁、程演生、傅铜、李顺卿等著名学者出任校长，学校在困境中艰难发展。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上海、南京，安徽局势岌岌可危，安徽大学师生人心惶惶，学校正常经费也完全没有着落。1938年春，校长李顺卿以催促学校经费为由，离开安庆，前往武汉，一去不复返。安徽大学陷入无人过问、更为混乱的局面。由于日军逼近安庆，大批师生为避战火，纷纷离校。3月25日，安徽省政府任命安徽大学农学院院长汪洪法为主任保管委员，临时负责校务。5月，日军即将进攻安庆，汪洪法率安徽大学剩余师生迁往六安之后，学校又辗转迁徙立煌(今金寨)和武汉，不久又前往湖北江陵县沙市。因武汉保卫战打响，安徽大学在沙市复校的计划遂成泡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安徽人民在欢庆胜利之余，仍怀念在抗日战争之初解体的安徽大学。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皖籍官员和在国内学术界有影响的皖籍学者，也呼吁恢复安徽大学，并将学校升格为国立。在他们的推动下，1946年1月25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建立国立安徽大学，组成以皖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为主任的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杨亮功亦为该筹委会成员。
1946年11月11日，国立安徽大学在省城安庆重建，著名皖籍学者、安徽舒城人陶因出任首任校长。陶因曾任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因朱光潜迟迟不肯来安徽就职，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实际一直由陶因主持。在建校过程中，陶因不辞劳苦，与广大师生一起清理废墟垃圾，建设校舍，并四处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安徽大学的财政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国立安徽大学顺利复校，并逐步步入正轨，开始在国内高等教育界具有一些影响。
但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将主要财政收入用于战争，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与国内其他大学一样，国立安徽大学的正常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陶因乃一介书生，在国民党上层和南京国民政府中没有后台，无法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加上政局动荡，学校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也得不到保障。面对一系列难题，陶因心力交瘁，无法应对，遂于1948年6月初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辞呈。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国立安徽大学校长陶因呈请辞职，应予免职，任命杨亮功为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接受了这一任命。7月3日，杨亮功回到阔别已久的安徽大学，再次出任校长。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到1948年夏，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场均遭到致命打击，位于大别山山脉之余的安庆，对时局的变化更为敏感，安庆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无不惶惶不可终日。杨亮功知道，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命运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已不可逆转，由于多年与国民党上层保持密切关系，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持反对立场，因此对前途感到渺茫。来安庆就职前，他就告诫学校，以低调处理，不要举行欢迎仪式，自己亦不参加任何公开宴会。他在私下对朋友说：“目前国内局势不可乐观，大家要头脑冷静”。
尽管如此，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杨亮功仍然尽心尽力地履行校长职责。上任伊始，他就亲自出马，前往南京，选聘教授，加强国立安徽大学师资力量。1948年9月12日，上海《申报》刊登一则消息，称“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今夏在京(指南京)，新聘大批教授，计有方重、陈顾远、樊映川、孙华等。该校订于本月20日开学，27日上课”。与此同时，为了稳定学校现有教师队伍，他与前任校长陶因选聘的大部分教员签定续聘协议，计划增建教职工宿舍。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次前往南京，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中游说，述说学校的困境，争取了一些经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1948年秋，中国革命形势开始以势不可挡之势在全国迅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胜利完成辽沈战役后，又在华东地区发动淮海战役，对南京国民党政权进行最后的打击。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被歼55万人，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治即将寿终正寝。
1月7日，国民党华中“剿总”主任委员白崇禧致电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称：“查年假将届，关于该校应变情形本会亟待明了，即将该校应变计划及留校员工储量数量、负责人名册分别报送，以备核查”。几天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通知国立安徽大学，作好迁校准备。
1月22日，杨亮功传达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决定将国立安徽大学迁往福建，要求校务会议研究迁校方案，遭到大多数师生的反对。同日，国立安徽大学农学院院务会议通过决议，拒绝南迁。随后，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的多数师生也拒绝迁校。此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亦无法为国立安徽大学迁校提供必要资金。杨亮功虽心有不甘，但也无能为力。
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安庆，从三面包围了这座城市。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有数月未发给学校经费，安徽大学的教职员工长期未领到工资，生活陷入绝境。3月底，杨亮功从上海前往南京，催促国民党当局发给学校经费，结果一去不回。之后，有人说杨亮功是携款私逃，其实并无根据。事实是当杨亮功前往南京时，正遇渡江战役打响，随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杨亮功无法进入南京，只得随难民一起，徒步返回上海。
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安庆，并派人接管安徽大学。5月15日，杨亮功在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的帮助下，乘飞机离开大陆，前往台湾。
杨亮功抵达台湾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聘为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之后又在台湾国民党监察院和考试院任职，曾任考试院院长，地位显赫一时。1977年，杨亮功退出政治舞台，此时他已是84岁的老人。晚年的杨亮功仍身体康健，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他坚持学术研究，发表许多论文，并出版多部教育学著作，在台湾学术界和海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1992年1月8日，杨亮功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
周乾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载《江淮文史》2005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