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安徽大学，大致以抗日战争前后为界，经历了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以下简称省立安大、国立安大)两个阶段。国立安大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原省立安大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其过程历尽艰辛，皖籍著名教育家、国立安大首届校长陶因对这所大学的创建和初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代理主持安大筹委会
陶因，安徽舒城人，1894年出生，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随后，他又前往欧洲，留学德国，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30年初，陶因从欧洲学成归国。此时，故乡安徽刚刚建立了一所近代教育的大学，这就是安庆的省立安大。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教授知道陶因归来，欣喜不已，立即向他发出加盟邀请。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陶因立即接受了安徽大学的邀请，来到安徽大学任教，担任刚刚建立不久的法学院院长。
不久，王星拱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校长，离开安徽大学，前往武汉，主持武汉大学校务。因安徽大学尚无经济学科，陶因颇感遗憾，加上朋友王星拱离去，更坚定了他离去的念头。1930年9月他也辞去安大教授和法学院院长职务，随王星拱来到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并被聘为教授。1936年9月，王星拱任命陶因为经济学系主任。之后，陶因一直担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并在1945年1月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时，安徽教育界的人士却仍有一丝难以言状的苦涩，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安徽唯一的一所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在1938年夏天的西迁过程中解体了。安徽人深知大学在地方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重建安徽大学。一些在南京、上海、北平的政界和教育界有影响的皖籍人士，也非常关注家乡的教育，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在国民政府中进行积极活动，强烈要求在安徽重建一所大学，并且主张这所大学必须是高起点的大学，应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
他们的要求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1946年1月25日，教育部作出决定，重建安徽大学，由教育部直接管辖，称“国立安徽大学”，同时决定立即成立国立安大筹备委员会，朱光潜、陶因、高一涵、叶云龙、杨亮功、章益、刘真如、张忠道、汪少伦、程演生、刘英士和王培仁为筹备委员，任命朱光潜为筹委会主任，陶因兼任筹委会秘书。这些筹备委员大多与30年代的省立安大有着历史的联系，杨亮功和程演生曾任省立安大校长，陶因、章益、刘英士曾任省立安大的相关学院的院长或总务长、教务长，朱光潜曾被省立安大聘为文学院院长(尽管他从未赴任)，叶云龙是省立安大教授，汪少伦是省教育厅厅长，其余皆为皖籍著名学者或政界人士。
在筹委会成立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光潜由于个人原因，拒绝来安徽就职。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敦促，安徽教育界人士一再恳请，但朱光潜仍然不肯离开北京大学。4月4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函尚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陶因，令他立即来南京，主持筹委会事务，商讨建校事宜。4月13日，陶因离开任教已达15年之久的武汉大学，乘轮船顺江而下，16日抵达南京，随后立即拜访朱家骅，商讨筹建国立安徽大学的具体安排。1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任命，决定在朱光潜来南京主持筹委会之前，由陶因代理主任委员。
4月20日，在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主持下，国立安大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筹备委员有杨亮功、程演生、章益、叶云龙、陶因、刘英士、刘真如、王培仁及汪少伦，朱光潜和高一涵、张忠道缺席。教育部主任秘书翟毅夫、科长马小波列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国立安大的校址、院系设置、开办经费等问题。会议作出初步决定如下:(1)校址暂定为安庆原省立安徽大学原址，至于永久校址，待第二次筹委会会议再决定。（2）设置文法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三院，在文法学院内设中文系、西文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理学院内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农学院内设农艺系和森林系。理学院和农学院均自第一年级办起，文法学院各年级同时开办。(3)开办经费核准为5亿元。(4)自1946年暑假后开始招生。
协调安徽大学与安徽学院关系
5月5日，国立安大筹委会从南京迁往安庆，同时要求安徽省政府将原省立安大校舍移交筹委会。5月8日，陶因亲自前往合肥与省政府交涉。此前，省政府已经从大别山区的立煌(今金寨)迁至合肥。陶因在合肥拜访了省主席李品仙，提出国立安大开学在即，请求立即移交原省立安大校舍。但是李品仙声称，本省的安徽学院问题尚未解决，故不能移交原省立安大校舍。
在国立安大筹建之际，安徽省教育厅管辖的安徽学院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所建立于抗日战争后期的大学，此时已经从皖西的大别山腹地迁出，被省政府临时安置在合肥郊外的临河集上。由于抗战胜利，抗战后期在安徽学院任教的一些上海、南京等省外教授纷纷离开，前去上海和江浙城市的大学谋职，安徽学院的师资队伍被严重削弱。此外，临河集的校舍极其简陋，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对外联系和交通亦十分不便，师生生活非常艰苦，全校人心涣散。此时，安徽学院的师生们听说南京政府已经决定将国立安大迁往安庆原省立安大校址，并由国立安大接收原省立安大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还计划停办安徽学院，一时群情激愤。数以百计的学生迅速聚集起来，立即前往合肥，向安徽省政府请愿，表示他们反对另行成立国立安大，要求直接将安徽学院改编为国立安大。
当安徽学院的学生们在合肥请愿时，陶因也来到合肥。学生们得知陶因的身份，于是来到陶因下榻的旅馆，与陶因相见，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并入国立安大的要求。面对数以百计的来势汹汹的抗议学生，陶因只得表示，他支持学生的请求，但是此事必须由教育部决定。安徽学院的学生们仍不肯罢休，5月29日，他们推举胡广益等30名同学为代表，乘汽车前往南京，向教育部请愿。临行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安徽学院的学生代表前往南京之前，5月26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省政府、省参议会举行联席会议，专门商讨安徽学院的出路问题。联席会议拟定了两套方案:一是安徽学院的全体师生并入国立安大，其预算也一并移交，但继续开办专科，现有学生毕业之前，不再招收新生。实际是逐步解散安徽学院。二是继续保留安徽学院，但是将其部分学生以转学方式转入安徽大学。联席会议将这两套方案交给陶因主持的筹委会研究。
5月27日，杭立武在南京召集国立安大筹委会会议，研究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合并以及安徽大学筹建工作进展等问题。会议召开前，李品仙致电教育部，提议将安徽学院相关科系学生转入安徽大学肄业。这一建议得到筹委会委员、安徽学院院长程演生和救济分署署长叶元龙的支持。根据叶元龙的提议，筹委会决定同意将安徽学院学生转入国立安大，并享有与其他大学转入安徽大学学生同等待遇。会议还根据杨亮功的建议，决定以安庆城中的原省立安大为国立安大正式校址。
6月3日，风尘仆仆的陶因从合肥赶来南京，主持召开第三次国立安大筹委会会议。他拿出联席会议提出的两套方案，征求其他筹备委员的意见。多数筹备委员倾向于第二套方案，即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分立，准许安徽学院相关科系学生以转学方式转入国立安大继续学习，如学生仍愿意在安徽学院学习，则由安徽学院继续培养。陶因拜访了朱家骅，呈上筹委会的相关意见，得到朱家骅的认可。次日，朱家骅在南京接见前来请愿的安徽学院学生代表，正式表示同意安徽学院相关科系学生以转学方式进入国立安大。与此同时，教育部也与安徽省政府达成协议，由国立安大接收安徽学院学生，安徽省政府则同意将省立安大校舍移交国立安大。6月15日，安徽省政府电告筹委会，正式批准将原省立安大校舍移交。这样，校舍问题才算是基本获得解决。
6月18日，陶因抵达安庆，全面主持国立安大的筹建工作。在此之前，教育部又专门组成国立安大修建设备委员会，并任命张其濬、韦仲殷和徐贤恭为委员。6月27日，国立安大筹委会开始接管省立安大校舍，陶因与筹委会全体工作人员随即迁入学校办公。国立安大的筹建工作全面启动。
然而，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之间难以解开的纠缠，此时继续困扰着国立安大的筹建。虽然已经确立了两校分立的原则，但是在原省立安大的图书仪器与校产归属、田地分配、两校系科设置等问题上，仍未有最后结论。在此情况下，陶因通过李品仙的介入，才算解决了这些难题。1946年7月10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一则消息，题为“皖院安大分立问题，李主席手订六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如下:
一、皖院与安大同系科者，(学生)转入安大肄业，系科为安大所无，或不能容纳者，仍留皖院。二、皖院调整科系，屯溪分院、土木机械科并入皖院土木系，农林系转入安大，其余各科仍旧，充实改善。三、省立安大原址及农场，拨归国立安大，皖院迁芜湖，在未确定前，暂在肥东临河集。四、阜阳逆产及霍邱湖田，仍归皖院。五、省立安大图书仪器，适于皖院者留，否则拨归安大。六、皖院经费仍旧，由省支付，不足，请中央补助。
根据上述六条，教育部与安徽省协调了两校关系，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的矛盾逐步化解，从而为国立安大的建校清除了最后的障碍。
不辞辛劳创建国立安大
在教育部与安徽省政府达成协议后，筹委会全面接收原省立安大校址。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日军占领安庆时，日本人将省立安大作为屯粮秣马之所，在日军撤离前，将这所大学严重毁坏。因此，当陶因和筹委会的委员们第一次来到位于安庆市内的原省立安大时，不由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到处是断墙残垣，一片衰败景象。据有关档案记载，当时校内“除大楼能勉强居住外，余悉残破不堪。
女生宿舍门窗俱无，楼板破烂颇多。男生第一宿舍为军政部(日伪)仓库，内储大麦千余包。男生第二宿舍地板损失过半，处处垃圾，若粪坑焉。宿舍前有平房百余间，倾墙败垣，瓦穿梁朽，雨泽下注，水流成渠。大楼后有镔铁房一所，为日人所建者，墙壁倒塌，马粪如山，可远观而不可入观。校园内蓬蒿如麻，野草横生。”原省立安大的凹字形大楼、旧二院的各学生宿舍，及三座西式红楼的学生宿舍、大礼堂，均破败不堪，维修任务巨大。实验室、图书馆以及大礼堂前的四排楼房，均被日军拆去。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陶因没有退缩，他立即率领筹委会的委员，开始了紧张的校园修复和重建工作。一连几天，陶因亲自领着技术人员，冒着炎炎烈日，查勘校舍，设计学校的远景规划，他的足迹遍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陶因原本一介书生，身体单薄，从未这样辛苦过，整日奔波使他显得更加瘦弱。当同事们劝他注意身体多多体息时，陶因真诚地对他们说:“吾服务教育界，念年于兹，对于桑梓教育，无甚贡献，每一念及，心自不安。现回皖主持高等教育，当以全力，黾勉以赴，奠安大基础，与其他著名大学并驾齐驱，则余愿遂矣。”
在陶因率领下，经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被日本侵略军严重损害的安徽大学校园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幢残破的建筑物被整修一新，并新建了一批建筑。根据陶因的指示，原省立安大的礼堂被改建为图书馆，又在后山建起一座新的大礼堂，规模宏大，颇为壮观。校园东南部新辟一处田径场，占地数十亩。校内又新建一批学生宿舍，同时还建起学生食堂、教职工浴室、各种实验室等建筑。
与此同时，彻底整治了环绕半个校园的长溪，原来的一条污水沟现在溪水清澈，垂柳夹岸，成为学校一景。陶因还与地方政府协商，购买了一块面积为7464平方丈的土地，整修了校门前的“百子桥”，并重建了位于桥头的学校大门。新的校门为一座西式门楼，门上镌刻有“国立安徽大学”六个大字。
作为首任安徽大学校长，陶因十分清楚，国立安大的成与败并不取决于校园和校舍建设，而是师资质量。他曾说:“一个大学的好与坏，就要看教授的素质好不好。”为此，他亲自制订了《国立安徽大学教授聘任规则》，规定:“本大学教授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一)任副教授三年以上，著有成绩，并有重要著作者。(二)具有副教授第一款资格，继续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四年以上，有创作或发明，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者。”国立安大对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也有专门规章，对他们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为了加强学校的师资，陶因在国立安大成立前后，亲自出马，四方活动，利用各种关系，从上海、武汉、南京、北平的大学中“挖”来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教授，如:桂丹华、胡稼胎、齐坚如、张宗元、方重、潘重规、金真一、黄叔寅、吴清泉、杨著诚、昂觉民、单粹民、周汉夫等。陶因极为重视这些有学术声望的教授，他们中的大部分被聘为院长、系主任或大学的教务长等重要职位。这批教授的加入，极大地改善了国立安大的师资状况。
1946年9月12日，国立安大在蚌埠、合肥、安庆三地设置考场，对前安徽学院的相关系科学生进行转学考试。参加应试的安徽学院学生 180余人，最后通过考试者180人，他们成为国立安大首批学生中的一部分。
9月28日至30日，国立安大在苏皖一带进行招生报名，地点设在南京和安庆，共计860多名青年报名。10月5日至6日，在南京、安庆的两个考场同时进行入学考试，从中正式录取了第一批新生。
与此同时，陶因再次前往南京，向教育部详细汇报国立安大的筹建和开学准备情况。鉴于朱光潜已无可能来安徽就职，9月30日，教育部正式任命陶因为国立安大校长。11月6日，教育部决定解散国立安大筹委会。同日，国立安大校园内的布告栏上刊登一则告示，宣布从即日起，陶因校长“启铃视事”。
11月9日，淘因主持国立安大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教务长、总务长、秘书、各院教授、讲师、各组室馆主任出席，讨论大学开学后的各项工作。
11月11日上午，国立安大成立暨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全体教职工、到校学生及来宾，共计400余人出席。
陶因致开幕词。他首先简略回顾了省立安大的光荣历史和国立安大的艰难筹建过程，然后满怀信心地告诉同学和来宾，虽然安庆地方太小，学校条件艰苦，但是仍有一批著名教授，不怕牺牲，欣然前来，“实在令我们非常地兴奋和感动”。他相信安徽大学是有前途的，并强调，安徽大学地扼长江中下游，交通便利，将来求学的青年，当不止安徽一省。他真诚地告诫全体师生，“这个学校如办得好，一班青年便闻声而至，办不好，则前途不堪设想。”最后，他殷切地希望安徽大学的全体学生，要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要认定读书的目的是为着国家、为着民族和为着个人，“读书是愈读愈穷的，要想从读书来发财，那便是背道而驰”。他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认清读书的目的，“方不愧为大学生”。
随后，代教务长张其濬和总务长胡子昂也相继讲话。张其濬称:“今天是安徽大学复活的日子，因为安徽大学在抗战的当中受了多少颠沛流离，而至于消灭，到胜利以后本省人士几经奔走，经过许多困苦，才能得到今天这个局面。”他向同学和来宾介绍了已经聘任的各院系教授，称“现在聘请的教授大都是国内知名人士，从事教学很有历史很有功绩的”，并表示要协助陶因校长把学校办好，提高水准，奠定基础，创造新的学风。胡子昂则主要强调学生要遵守学校的纪律，努力学习，不享负家庭和学校的期望。最后，文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刘乃敬代表教师讲话，他强调学校是求真理的机关，同学们要有大志，由怀疑而观察而假设，以这三者去求学术的真理。
这次开学典礼，标志着国立安大正式建立。
在安徽的高等教育史上，建立于抗战胜利后的国立安大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在国立安大创建的日子里，国民党正在筹备集中一切力量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根本无心发展教育，尤其是安徽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更不愿耗费资金建立大学。陶因虽为文弱书生，但不畏艰险，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艰苦努力，居然在大规模内战开始之际，在经济落后的安徽省建立起一座颇具规模和水平的大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周乾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载《江淮文史》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