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安徽师范大学至今已走过80年的历程。80年来，安徽师范大学几经变革，几易校名，几度分合，历程曲折，但悠久的办学历史及传统，薪火相继，一脉相传。我曾经在学校长期工作过，对学校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较为熟悉，《安徽师大校史》编写组的同志嘱我作序，盛情难却，敢述所思，谨祈匡之。
   安徽师范大学是安徽省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学校前身是1928年创建于安庆的省立安徽大学，抗战时期由于安庆沦陷而西迁湖湘，1939年停办。1940年为收容鲁苏豫鄂皖五省陷区青年就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大别山立煌（金寨）县省政府驻地成立了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后更名为安徽学院，致使安徽高等教育弦歌未辍。抗战胜利后，1946年安徽大学重新恢复，并改“省立”为“国立”，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办学并管理。安徽学院的高年级学生经考试转入国立安徽大学，成为复校之初国立安徽大学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主体。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共华东局南京军管会派军代表靳树鸿等人接管了国立安徽大学。后经教育部批准，国立安徽大学从安庆迁至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安徽大学。整个迁校和合并工作，都是在军代表靳树鸿领导下进行的。新安徽大学仍然保留“国立”性质，是教育部和华东局文教委直接领导的全国性综合大学，校址设在芜湖著名风景区赭山南麓，校舍和办公用房主要利用日伪时期日军宪兵队建的三座大楼（军营）改造而成。1953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安徽大学下设农学、师范二院；农学院迁合肥独立建院后，师范学院继续在芜湖办学并于1960年易名为皖南大学，此前其文科迁合肥建立合肥师范学院。1970年合肥师范学院撤消，其文、史、地、艺等系及院部又迁回芜湖并入安徽工农大学（文革中由皖南大学改名）。1972年经教育部批准，安徽这所老牌大学正式定名为安徽师范大学。
   纵观历史，这所学校自创立以来，校址数迁，校名几易，但办学不辍，特色不改，传统不失，始终与国家、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成今天整体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居全省高校先进行列、在省内外较有影响的高等学校。
   忆往事，不禁感慨万千。我1949年随大军南下进入芜湖，被分配在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并被任命为接管芜湖市文教系统的军代表，负责全市学校、文教、体育等部门的接管工作。当时安徽还没建省，分设皖北区党委（在合肥）、皖南区党委（在屯溪），受华东局统一领导。1949年7月，皖南区党委从屯溪迁芜湖，芜湖直接受皖南区党委领导，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副书记马天水、胡明，行署主任魏明；芜湖市委书记李步新兼皖南区党委副书记，市长江靖宇兼皖南行署副主任，市文教局长方向明任行署文教处长。
   1951年2月下旬的一天，江靖宇市长召见我。江市长是位老革命家，桐城人，1927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1936年赴延安，后随项英一起到新四军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山东军区高级军官教导团副团长，后任华野先遣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七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接见我后，先问了一下工作近况，而后说：“安徽大学军代表靳树鸿调华东局工作，组织上决定由你到安大接替他的军代表职务。”他还说：“安大校长许杰同志是位民主人士、学者，著名的地质学家，你去了以后好好协助他工作，相信你是可以搞好工作的。”第二天，他又约区党委副书记胡明和安大校长许杰一起和我谈了话。就这样，我于1951年3月正式到安大工作。安徽大学当时的共产党员很少，除原军代表靳树鸿、黎洪模等人外，教职工中党员不到20人，不够建立党委条件，市委决定安大与一墙之隔的芜湖一中共同组成一个支部，靳树鸿和我先后任支部书记，一中校长马数鸣任副书记。我还担任了主委办公室主任秘书（即校办主任），兼任过安徽第二速成中学校长等职。
   当时的办学条件很差，由于二校合并，房屋不敷应用，许杰和我住在古庙“广济寺”的东侧一排平房里，许杰一家住在房屋较多的里院，我住在外院原军代表靳树鸿夫妇住过的房子里。许杰在学校里的职务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他是著名学者，书生出身，喜欢钻研业务，学校日常杂事和事务性工作，主要由主委办公室打理，因此我那时的工作是很忙的，除负责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又主管人事、保卫，协调教务、总务，领导共青团和学生会等工作。
   1954年，安徽大学校名取消，其下属的师、农二院分别独立建制成为安徽师范学院和安徽农学院。安徽师范学院由原安大的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艺术、体育等系组成，方向明任院长。安徽农学院由原安大的农学、林学、园艺、茶叶、蚕桑、畜牧等系组成，迁往合肥新建的校址，干仲儒为院长。许杰调北京任地质部副部长，我留在师范学院工作并被派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4年春节过后，我和许杰一起乘火车来到北京，住在西单丰盛胡同教育部招待所。当天晚上，一老一少相对而坐，以茶代酒，尽情小酌，忆往事、谈未来，有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情，直到深夜。第二天，我告别许杰，直奔颐和园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报到去了。
   1956年春节前夕，我结束了在中央高级党校两年的学习生活，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处工作。当时干训处处长是陈野平，副处长是戈华。戈华在安徽大学任党委副书记时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他提出把我调到中组部来。但我到中组部不久，事情又发生变化，高级党校因工作需要又要求中组部将我调回中央党校，在马列基础教研室任教。后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来到中组部，表示不同意我和欧远方（新闻班学员、原《安徽日报》总编）留在北京，安徽缺人才，要我们仍回安徽工作。
   我回到芜湖后，被任命为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和校办主任。安徽省委为加强师范学院领导班子，先后派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万立誉、省民政厅副厅长刘青峰、高峰等任校党委书记、副书记，方向明仍为院长，沙流辉、童世杰为副院长。我除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外，还先后教授了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哲学等理论课，作为教务长重点抓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
   1958年，由原安徽大学派出的以基建科长徐连成及朱世雄等人组成的基建班子在合肥西门外建设的新校已经落成，省委原拟将安徽师范学院从芜湖迁合肥新校，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省委决定安徽师范学院仍留芜湖，在合肥新校址另建“合肥大学”（同时省委还建了合肥工业大学、合肥师范学院），曾希圣兼校长。安徽师范学院物理系的大部分教师和全部学生迁入新成立的“合肥大学”，只留包括系主任、著名教授吴锐在内的少量师资在芜湖继续招收物理系新生，其他各系如化学、数学、生物、中文、外语等系也抽少量师资到合肥大学。同时，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调大批教师支援合肥大学，调人事部外国专家局局长张行言任党委书记，华东师大副校长孙陶林（曾任苏北解放区建大校长、山东省教育厅长）任副校长主持行政工作，华东师大支援了大批教师。9月，毛主席视察安徽，曾希圣请毛主席题写“合肥大学”校名，毛主席认为：“合肥没有名气，还是安徽大学好”（《安徽高等教育概况》第29页），于是将“合肥大学”题写为“安徽大学”，并给曾希圣留言：“校名遵嘱写了四张，请选用”。1958年10月24日，合肥大学（[58]校办字26号）发文：“合肥大学已改名为安徽大学，并于10月13日启用安徽省人民委员会颁发之‘安徽大学’钢质印章，原‘合肥大学’印章同时作废上缴，特此函告。”这即今“安徽大学”的由来。
   毛泽东视察合肥后又来到芜湖，芜湖市委在解放剧场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坐在第五排的中间，我也出席了晚会，坐在剧场右边第五排，转头就可以看到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第二天下午，接到省委通知，说毛主席次日来安徽师范学院视察，全校进行了卫生大扫除。万立誉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商量认为，毛主席特别喜欢诗词，用师范学院自己生产的宣纸，把安徽在大跃进中涌现的一大批民歌，手抄一本新民歌集送给毛主席，很有意义。决定后，我立即组织中文系的教师，从搜集到的民歌中选出一百多首，由教务处工作人员吴昭铭抄写。吴的正楷毛笔字非常工整，直到当晚12时左右写好，又急忙送印刷厂装订。但第二天却又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不来师范学院了，要去马鞍山。万立誉和我等人急忙赶到火车站，把诗集送到正在专列一旁等候的一位官员手中。
   1958年10月21日，刘少奇也来芜湖视察。学院接到市委通知，要学校挑选会跳交谊舞的20名女生、10名男生，到铁山宾馆参加舞会，欢迎少奇同志。当时，国内提倡跳交谊舞，每到周六，北京等大城市都时兴举行舞会，少奇来时正好是周六。万立誉和我等人来到铁山宾馆，由市委书记一一介绍，同少奇同志握手。接着，舞会开始，第一个走上前请少奇同志跳舞的是物理系学生、学院女子篮球队主力队员上海姑娘侯仁珠。刘少奇来芜湖前，学院领导曾讨论过，鉴于皖南地区是发生皖南事变的地方，是徽文化的发源地，山青水秀，物华天宝，芜湖又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人杰地灵，因此，有人建议将学校改名为“皖南大学”。大家提议先向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如果得到批准，顺便请少奇同志题写校名。在舞会开始前，万立誉向曾希圣作了汇报，曾欣然同意。晚会结束时，万立誉向少奇同志提出题写“皖南大学”校名，少奇同志说：“皖南应当有一所大学，但我多年没有用过毛笔，怕写不好。”王光美在一旁提出此事还没定下来，写什么名字呢？曾希圣马上说：“可以定，可以定！”于是，刘少奇当晚为学校题了四条“皖南大学”字样，共16个大字，让学校选用。写完后，万立誉还把毛笔带回放在“五四堂”陈列起来，次年安徽师范学院正式改名“皖南大学”。
   1959年3月，省委调我到省科委工作，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我又离开省科委，被任命为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宣传部长和政教系主任。“文革”中，我受到批判、揪斗，经历了二次被“打倒”，二次被“解放”。1969年7月第二次被解放后，我受命作为领队与学校一批曾被打成和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院行政干部（处长、科长）100多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到阜阳地区的阜阳县、利辛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利辛县李集公社向阳大队。
   1970年春，我突然接到县委转来的省委通知，要我回省委报到，我感到很突然，也很茫然，要我回去干什么？因此拖了一个星期。接着省委又再次通知，限我一周内赶回省委。回合肥的第二天下午，省委书记宋佩璋和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任之、杨效椿接见了我和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汉、省公安负责人程光华、原农学院负责人方志明等五人。会议宣布张春汉任蚌埠市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程光华任铜陵市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方志明任宣城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我任全椒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那时各地的书记都是由军宣队担任。3月，我到全椒县报到；8月，回利辛县李集公社搬家。从此，我离开了长期工作过的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时期），结束了解放后从事近20年的高教生涯而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滁州地委书记、安徽省长、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回顾、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20周年纪念时曾写道：“人类之进化，所以远速于他种动物者，以其有历史。历史者，能缩若干人若干时之记忆为一组，因得以是为基础，而更求进步。”历史代表着一种传统，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凝聚着前辈的创造和精神。校史不仅要记述学校历史发展的真实历程，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治校的借鉴，即如古人倡导的读史使人明智，知国家之兴衰、世事之更替、人生之休戚。通过《校史》的编写和宣传，增强师大人的自信心和责任心，激发师生和广大校友了解师大、热爱师大、建设师大的热情和创造精神。这就是我欣然为这本《校史》作序和回顾在学校工作时点滴事情的美好用心。愿安徽师大的未来更美好。谢谢为师大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界朋友们！

                                 二○○七年十二月